介绍

惠州位于新安江畔，辖歙县、休宁、祁门、绩溪、黟县、婺源(民国时划归江西)。徽州山路崎岖，陆路出行不便。只有新安江黄金水道才能畅通无阻，然后流到钱塘江再入海。惠州人口多，土地贫瘠，自然条件恶劣。外出经商成为徽州代代相传的习俗，以至于“十(三分)人服农，十(七分)人服贾”。他们纵横南北，甚至在偏僻的村落和僻静的村落里，也有很多人在徽州做生意。正如胡适所说:“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，那地方就只是一个村落。徽州人迁入后，开始开店，然后逐渐扩大，把一个小村庄变成了一个小镇。”

三国时期，吴国在长江以东，长江流域的商业活动一直很繁荣。东晋建康(今南京)建都，中原大部分资产南移，经济活动中心由北向南转移。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了江浙皖各大城市的商业活动。早在隋代，宣城、毗陵(今常州)、吴军(今苏州)、惠济(今绍兴)、余杭、东阳等地就已经是商人集中的繁华市区。这些地区围绕着徽州，商业活动引发了徽州与邻近地区的物资交流。东晋徽商乘势而上，异军突起。唐代，徽州土特产丰富。除了竹子、木头、瓷土和漆器，茶叶还分布在中国各地，甚至漂洋过海运往国外。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写道:

"谁知他先得了钱财，竟忘了他，一个月前便去浮梁买茶去了."这里的浮梁包括祁门西南乡。唐宪通三年(862)，徐州司马张图在《新建祁门县长门溪志》中说，徽州“山多田少”，“山上种茶，山中人“七八人从事茶”，“赐衣食，纳赋税，靠齐此茶”。但是，每当茶叶上市，贾科都在谈论，比各方都多。每年二三月，银银寻市，送货给他的人都是摩肩接踵而来。”

徽墨和佘艳是徽州最好的两个。徽墨是唐朝末年晁父子首创的。南唐皇后李煜为褒扬惠墨，封晁父子为“墨官”，赐姓李。徽州每年必须缴纳一千斤龙凤墨。歙砚产于婺源卫龙，故名卫龙砚。苏轼《龙尾砚之歌》赞曰:“看龙尾之石，玉、德、金音皆在石中。”五代时，绩溪出产的龙须纸洁白光滑，也是徽州名产。南唐皇后李煜收藏于诚心堂书馆，故名“诚心堂纸”。据《颜谱》云，李渔集徽墨、佘艳、诚信堂纸“三者为天下第一”[S2/]。这些文化产品不仅被达官贵人收藏，也受到广大文人墨客的喜爱。市场广阔，需求相当大，利润相当丰厚。徽商不用自己打包衣服就能卖到很远的市场。

南宋时，高宗皇帝赵建都临安(今杭州)。虽然也是城镇，但可以作为京都，有些狭隘。历朝历代都崇拜皇室风格。赵构初迁临安时，大兴土木，修建宫殿、殿堂，仅皇家园林就有40多座。世上好的东西在来世会是坏的。南宋官员纷纷效仿，一个个在西湖上建亭自娱，造舟造船，其乐融融。一时间，在杭州城“满城珠珠，户户罗绮”[S2/]，在西湖“山外青山外楼”[S2/]。宫殿、寺庙的建造离不开竹木漆原料，而徽州盛产这些原料。徽州人把这些原料从新安江泛滥到杭州，于是竹、漆的运销就多了三倍的利润。杭州也是“闽粤商”的聚集地。徽商将土特产卖给福建、广东的商人，再转运到内地。稍微周转一下，富商大家应该就诞生了。这样的暴富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去经商。唐宋时期，徽商并不像东晋那样稚嫩弱小，只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。

熊飞商业圈

明朝成化年间(1465-1487年)，唐宪宗朱见深颁布法令，修改盐法，将商人向边塞运粮换盐，允许在指定地区出售的制度，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收粮赠盐，听其自由出售的制度。重要的产盐区淮北、浙江是盐商中心，山西、陕西商人互不相识，难以与徽商抗衡。徽商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把重心转移到了盐务经营上，在中国的商圈里飞来飞去。

因此，盐业管理成为徽商的重头戏，五行八工也兴盛起来。墨商和茶商大多在外地设立墨村和茶馆。书商开书店。此外，徽州的一些商人还出售棉布、丝绸、米粒、纸张、瓷器等。，有的则远至辽阳卖人参、貂皮，两广卖珍珠、香菜等。他们的活动也扩展到国外。明嘉靖年间，徽商徐岚、知望不仅与日本、暹罗(泰国)和东南亚各国有商业往来，而且其商业活动远至葡萄牙。总之，徽商都是搞什么能赚钱，哪里能盈利的。

徽商从小生意发家致富后，或几个人合伙经营，或单独经营，开设银行、典当，获取暴利。据《明神宗》记载“今徽商遍江北”，河南有“二一三”。清代修复

《歙县志》说:“淮河、淮河八商总占第四。”徽商可分为尚家、钟家、萧家，百万为商，二十万至三十万为钟，其余为从。盐商资本最雄厚，有几千万的，也有几百万的。

并非所有的徽商都主要从事贩运，也从事一些生产活动。比如郑天锁、朱之湛在福建开采铁矿，阮碧在芜湖开染纸厂，在江浙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打工，在芳村做曲耕田。销售范围从“徐丕到京城”。他们雇佣了许多家庭佣工，其生产规模采取了手工业作坊的形式，集工业和商业活动于一体。

惠州人大多以经商为职业。在徽商时代，十个徽州男人中有七个外出经商，鼎盛时期甚至更多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徽商王珂在河南开了213家当铺。徽商足迹遍布中国，北至幽燕、辽东，西至云贵，东南远涉海外，可谓“贾人遍天下”。

明清时期，徽州盛产江南。迫于生计，一些文人涌入徽州。徽商附庸风雅，以这些文人为食客。剧作家汤显祖这样感叹:“如果你想知道黄金和白银，你必须去黄白旅行。我这辈子都没梦到过惠州。“金钱与上帝对话，徽商也用金钱和贵重物品为权贵买单。

徽商经商之道好，商业利润高，必然以税收、捐纳等各种形式给予朝廷。

没有徽章，就没有城镇

明朝中后期以来，在淮阳经商的徽州人也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，开始在这里筹集资金。明代王世贞说:“一般来说，人在城中十三，天下聚十七，所以十一在内，十九在外。”他们将十分之九的资金投资于海外华人住宅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淮阳等地前[/k0/]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，就是建立在如此丰厚的财富之上的。

明朝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，日军入侵扬州，近200名盐商被劫被烧。知府向盐商借了三万两银子，在旧城外建新城。新城建成后，房子很多。

明朝万历年间，扬州盐商数百家，总资本3200多万。不夸张的说“扬州富甲天下”。

仪征是淮南的盐运中心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凯尔·波罗指出:“从这里出口的盐足以供应所有邻近省份。可汗从这种海盐中获得的税收数额令人难以置信。”盐业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城镇的建设。清初的仪征“以路接朱熹(即扬州)，以路接天津、扬子江，谈客、评客，流行繁荣，源远流长”。清代袁枚曾吹嘘仪征繁华风光:“过了扬州，水就清了，盐船簇成夕阳。河声渐远，城声近，又是一个小富县。”

汉口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，徽商更是将其视为“集货买货天下第一大码头”。淮安盐河横跨六七省，盐港多在湖广，汉口是淮安盐转运港的最大枢纽。盐商和云顶就住在这里，在当时汉口的数百个行业中，淮盐生意是大头。

早在康熙初年，汉口就修建了新安会馆和新安巷。汉口作为徽商的聚居地，也因此成为繁华的市区。

凡是徽商聚居的地方，哪怕是沿海荒地或农村荒野，只要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只要有盐场办事处，就能有市场，经济就会发展，文化就会振兴，就会有“烟火万丈，商贾云集”。

夸富斗奢。

自古重农轻商，从管仲提出士、农、工、商的阶级划分开始，这种高低贵贱的排名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。大亨大甲虽然极其富有，但仍排在第四位，仍被视为暴发户。这种价值取向的阴影一直在徽商内心深处挥之不去，成为一种反作用力，刺激着徽商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，展示自尊，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。这种方式是要花很多钱的，流传出去，有文献记载徽商的奢靡之风:

“衣服房子，极尽奢华的吃喝器皿，备工巧雅，歌舞升平，聚会玩乐，几乎不要钱和珍珠，视为泥沙甚至凶仆奴仆，吃住，与做官一样，越是客气有罪，越是不检点。骄奢淫逸，习气成风。盐商遍地，尤以淮、扬为甚。”

徽商附庸风雅，招名牌，开影院。由此，扬州成为了昆曲的第二故乡。清朝顺治皇帝、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都是戏迷，每次到南方扬州，都要请歌，欣赏昆曲。徽商也培养了自己对戏曲的兴趣，纷纷延揽苏州名演员，组建私人戏班，使苏州、扬州成为戏曲中心城市。甚至有“苏班名剧云集淮阳”、“老昆肖丹尽在东吴”的说法。

徽商不仅舍得花重金在昆曲戏班上，而且不惜花钱建园，受到名医的青睐。康熙乾隆南巡，吸引徽商建园，一大批新颖园林拔地而起。

走向衰落

徽商的繁荣完全依赖于两地食盐的运销。[/s2/]徽商的衰落始于淮盐运销方式的改变。清道光十一年(1831年)，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弊端，改运销制为官商专销制。票办盐法是指政府在盐场设局征税。凡是足额缴纳盐税的人，都可以获得运输食盐的票证，销往全国各地。

盐政新法改定后的六年间(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)，不仅消除了盐商所欠的数千万银票，还增加了朝廷数千万的财政收入。这笔巨款是盐商在正常利润之外，相互勾结，共同欺诈的结果。陶澍的改革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，因为它直接危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，动摇了徽商在淮盐运销中的垄断权。

以扬州为例，徽州盐商炫富高歌猛进，争奇斗艳，修建各种华丽的亭台楼阁。

太平天国时期，徽州是太平军的活动中心，当然也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军的主战场。战乱频仍，兵荒马乱。徽商对此深感不安。先是当地的地主武装团搜刮捐款，然后曾国藩亲自督祁门，明火执仗，对徽州府进行掠夺。清军烧杀掳掠徽州，留下了遍地的富庶徽州尸骸和一片市井芦笙。徽商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惨遭灭顶之灾，元气大伤。

鸦片战争后，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，使徽商遭遇强劲对手。徽商在省外经营的银行不是洋商的对手。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廉价、方便、耐用，逐渐取代徽商生产的布匹、纸张等产品。就连唯一的毛笔，徽墨砚也几乎被钢笔挤出市场。

外商的活跃和洋货的倾销使徽商不堪一击。当年的风光已经成为过去，最后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淡出商业舞台。

徽商从萌芽到衰落，经历了一千年的漫长时期。在这样漫长的日子里，他们背负着一代又一代的重担，背井离乡，爬山涉水，为了利益的争夺，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徽商虽已成为历史，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悲壮篇章。他们聪明、勇敢、勤劳、节俭的传统美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